目前我国产品进口的侧重点和需求大多数表现在哪些领域？今天我们所说的“进口”和几十年前我们的制造业和生产能力还比较落后时的“进口”有哪些区别？

  曹和平：侧重点体现在我们的恩格尔系数变化之后，以前进口主要是吃、穿、日化类的东西，而今天我们进口产品大多数表现在医疗、健康、精工制作、灵巧制造、建筑的内装饰和文化、科研、设计类这种高价值的产品大大地增强了。在服务业内高价值的东西和原来低价值的东西颠倒了过来，比如说，以前我们进口的只是酒，今天我们进口的是酒的生产技术，整个酒业成套的理论原理。

  “有了生产才知道消费”，几十年前，我们有了出口才知道原来我们能换回来那么多消费品；现在，我们是“有了进口才知道生产”。以往我们说，“供给创造需求”，我们现在到了“需求创造供给”的时代了。

  2018年进博会，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在医疗器械展区（图片来自： IC photo）

  结构变化很重要。比如说未来的教育产业，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未来的教育会变得很“稀奇古怪”——学习在教育当中，教育在工作当中，工作在学习当中，这个社会变成学习型社会——但这样的教育会比过去更有效。其实社会的总体运行模式依然还是生产、消费、交换，但是从教育上看，教育在国民经济当中不再是年轻人专有的，而是社会的每一分子，一天活动的24小时都在教育当中，所谓的结构变化就体现在这样的“灵巧型”。

  结构性的变化也会导致协调性的变化，我们把这种结构的协调性放入国民经济里就会发现，过去的生产和消费是两联的，所以我们叫出口导向，建一个工厂，建一个园区，生产东西拿到海外去卖，市场在海外，车间在国内，而我们没定价权，因为市场在人家那里。但当我们的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的时候，生产是消费，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消费的市场在国内，生产也在国内，你同时拥有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结果就是你拥有了定价权。市场和百姓的需求是融为一体的，不是相互撕裂的，这就是结构变迁的美妙性所在。

  观察者网：去年进博会召开期间同时举办了数字化的经济合作论坛，未来在扩大开放和推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数字化的经济将为我们描绘怎样的前景？

  曹和平：数字化的经济在中国对外贸易与“一带一路”中起到的最大作用是弥合原有的地理差距，极大地降低了贸易的成本。过去我们卖东西，运输必须要走海路，即使是新疆生产的产品也要通过欧亚大陆桥南下到钦州港或者广州港，这显然是不经济的。但是因为新疆向西是大沙漠，往那里运输是不经济的，在数字化的经济时代你会发现，当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的，那么远距离协同生产，远距离管理，远距离讨论变得不只是可行，而且是成本上可接受的可行。

  新疆充足的光照使之成为了番茄现代化种植的绝佳地点（图片来自：IC photo）

  过去我们大家都认为“一带一路”是天价的成本，数字化的经济出来以后“一带一路”可能就只是中等价格的成本。过去我们习惯说的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这两者的区别也会因为数字化的经济的崛起而逐渐消失。

  在以前，位于中国西部的甘肃，假如没有数字化的经济，只有工业经济，如果说它的人均GDP可以和东部的上海一样，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阳光和你这儿一样，智慧和你这里一样，生产的原材料是数字，GDP完全有可能变成一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这样说，数字化的经济使得“一带一路”的成本下降了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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